目前，2023年的毕业季即将来临。 人社部数据显示，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1158万人。 这是自去年以来，国内高校毕业生人数第二次突破千万。 其中，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硕博毕业人数超本科生，之后呢？，北京市28.5万高校毕业生中，硕士、博士毕业生人数首次超过本科生，这在全国尚属首次。
资料图。 新华社发（曹正平 摄）
这一数字一经公布，立即触动了人们对“教育通胀”的敏感神经。 “研究生大量产出将提高就业门槛加速学历贬值”的话题引发舆论热议。
但是，是否可以简单地认为北京输出的研究生太多，或者说我国研究生培养规模扩张过快？
北研院“倒挂”屡见不鲜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北京的情况并不代表全国。
作为我国教育和科技资源最集中的地区，北京拥有全国最多的具有学位授予权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 根据教育部近年公布的数据，北京市研究生人数占全国近10%，博士生人数占全国20%以上。 比例也与上述比例大致一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海、江苏、广东、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以上述数值来说，都难以企及。 在一些西部省份，每年的硕士、博士生数量和毕业生数量甚至低于北京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因此，本次研究中，教育高地北京高校毕业生数量呈现“倒挂”现象，并不意味着全国研究生毕业生出现“过剩”。
事实上，早在2020年，北京招生研究生人数就已经超过本科生，此后差距有逐年拉大的趋势。 因此，就北京地区而言，今年研究生毕业生超过本科生并不奇怪，而是大势所趋，是“定局”。 这也符合北京作为全国教育科技中心的城市定位和建设布局要求。
那么在国家层面是什么情况呢？
从研究生培养规模看，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研究生教育绝对值大国。 据北航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团队测算，2019年我国研究生教育进入普及前期，但从相对规模上看，我国与欧美还有明显差距。美洲国家，甚至邻国韩国。
公开数据显示，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每千人注册研究生人数约为9人，韩国为6人，我国仅为2.2人。 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研究生培养规模仍需保持稳定增长。
还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博士、硕士毕业生比例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博士毕业生比例一直保持在10%左右，而美国这一比例一直保持在25%左右。 因此，研究生培养博士生的规模可能需要扩大。
从就业市场的需求端，也很难得出研究生供大于求的结论。
以企业需求为例，2022年，中国企业研发支出占全社会研发总支出的76.9%。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统计年鉴》发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企业科研与实验开发（R&D）人员总数约为560万人，其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员数量为42万以下，占7.4%。 拥有博士学位的研发人员仅约4.1万人，仅占0.7%。 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占比都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
可以说，在中国企业中，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级研发人员的数量还存在较大差距，但人才供给侧还不够强大。 以与工业联系最紧密的工程为例。 目前，我国只有约25%的工程博士毕业生就业于各类企业。 早在1990年，美国就有59%的工程博士毕业生进入企业部门就业。 到202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77%。
高层次人才“井喷”具有“溢出效应”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研究生就业市场在供需双方都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但现实中硕博毕业人数超本科生，之后呢？，用人单位“缺人才”与毕业生“就业难”的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 毕业生就业中，岗位错配、过度教育、工作满意度低、跳槽频繁、离职率高等就业质量问题突出。
因此，对于学历贬值的焦虑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一些突出短板。 当前，产业结构升级、产业发展“卡脖子”等重点问题的解决，对毕业生就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与社会产业需求的关联度，促进研究生高质量就业，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重要命题。
根据教育部2020年印发的《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我国将在2035年初步建成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强国。在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走内涵式增长、增加增量之路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
在此背景下，回首北京高层次人才培养问题，值得探索的东西更多。
作为我国的首都和教育资源最集中的地区，在北京培养的研究生不仅服务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也为全国各地培养和输送人才。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研究数据显示，北京虽然一直是博士毕业生就业的热土，但也在源源不断地向其他地区输送人才。 近五年来，北京一半以上的博士毕业生流向了国内其他地区。
没有人才源源不断的供给，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就无米饭碗。 过去，博士毕业生到西部就业往往是一件稀罕事，一些省份对引进名校博士毕业生给予“超标”待遇。 这不仅是因为当时欠发达地区确实很难吸引和留住人才，而且博士的数量太少，而且大部分都留在了机会更多的一线城市，导致“稀有”东西更贵”。
而如今，研究生毕业生数量大幅增加，人才在一线城市“饱和”后开始向全国流动。 这无疑将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经济社会发展将进一步增强人才培养的能力和吸引力。 由此，人才有序流动与经济发展产生共振，形成良性循环。
研究生教育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一盘棋。 如果只看北京培养和输出了多少研究生，而不看它为全国培养了多少研究生，无疑是狭隘和片面的。 从这个角度看，发达地区高层次人才的“井喷”对中西部地区具有“溢出效应”。
“忽悠”式吸人不可持续
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发达地区的人才外溢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引来”之后，如何“留住”“用好”，是中西部地区在新一轮区域“人才竞争”中需要思考和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
近年来，为提高自身吸引力，中西部地区部分地区和城市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人才优惠政策并不断加大力度，并将其作为留住人才的重点。 作为“物质基础”，如果户籍、子女入学、待遇、福利等因素不到位，无疑会引起新兵的不满。 然而，完美保健因素的作用只是消除不满，并不能达到深层次的动机。 与卫生因素相对应的激励因素是留住人才的关键。
这些激励因素包括工作本身是否具有挑战性和价值，职业发展路径是否清晰且具有成长性，能否从工作中获得认同感和成就感等。因此，在吸引和用人方面人民群众，中西部地区不仅要在保健因素上“动脑”，更要在激励因素上“下功夫”。
然而，现实情况是，许多地方单位不仅缺乏激励，甚至缺乏对卫生因素的承诺。 比如，一些地方高校在介绍医生时提到安家费等福利，人才到位后并没有兑现，而这些“洋”医生也缺乏与高校平等对话、争取权益的机会和渠道和兴趣。
再比如，一些高校所谓的“引才”并不是真正的需求，只是“招人”“炫耀”，举办所谓的青年人才座谈会，宣扬求才欲和求才诚意. 然而，在随后的引进过程中，却通过不断的降薪来考验应聘者的底线，最终导致博士毕业生失望，甚至错失原本的就业机会。
上述情况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导致后续毕业生对相关高校乃至地区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 口碑是最好的名片，这样“傻”的人才引进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总之，随着我国研究生数量和比例的逐步提高，地方政府一方面要依托区域资源禀赋打造特色产业，形成人才引进和使用的“真需求”，形成“真需求”。人才培养与发展平台”； 一方面，还要规范人才引进和使用的程序和方式，避免当前出现的各种乱象，为“留得好、留得好、用得好”提供制度保障。
（本文为北京市社科基金决策咨询重点项目<20JCB107>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中国科学报｜刘先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