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作者：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原标题：《吴冠军|当》扫码” 成为社区的门槛，我们无法转型为“数字人” “那群体呢？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各地对健康码、核酸检测时效等信息要求常态化。 只有“扫码”，持“绿码”，才能进入公共场所，获得服务。 近期，“线下老人不会扫码”等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在防疫背景下，每个人都是数字人，只有通过数字认证（“绿码”）后，个人才能进入人际交往的共同体。
以健康码为标志的城市算法治理，本质上是对人口“安全技术”的系统升级。 无疑在抗疫过程中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增强了社区的免疫力，但同时也需要关注“线下群体”和隐私泄露等问题所带来的。 我们特刊此文，供读者参考。
《健康密码》透析：技术政治与生命政治的交汇
健康码是携带在智能手机客户端（如支付宝、微信）上的小程序，由个人进行身份验证，填写健康状况（体温、接触史等）； 算法比对密切接触者数据（社区、办公物业、交通路口数据），特别是现有的“重点涉疫人员库”，实现个人查报健康信息的高度准确、实时更新。
健康码最终体现为带有颜色编码的二维码（表示健康的“绿色”会根据人进出不同的时空领域自动变为“黄色”或“红色”），作为个人的健康证件. 正是基于这种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变色”系统，健康码在疫情防控部署中迅速作为身份识别系统，成为人们进出社区的便捷方式，写字楼门口、交通卡口、机场火车站等多场景“通行证”——扫码验证、明码通行，在疫情期间成为越来越熟悉的出入境流程，有效发挥关键作用筛查疑似患者，控制病毒传播。
健康码确实是当代数字技术的“微创新”。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健康码的本质是将数据（体现为二维码）以技术对象的形式进行语法化。 它具体化了社区的“准入”边界。 社会从来都是有“界”的。 我们每个人进行国际旅行必须持有的护照（及其所附的相关签证）是社区准入边界的体现。
当然，很多时候这样的界线是看不见的，但它总是潜伏着，在某些时刻会突然被激活。 共同体总是把“排斥”作为“包容”的前提。 在当代世界，我们所熟知的“排斥”形式包括：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排斥”、文化-文明意义上的“排斥”、语言-方言意义上的“排斥”，以及更关系到生物学层面——种族意义上的“排斥”，性意义上的“排斥”……但当代意大利政治哲学家罗伯托·埃斯波西托认为，即使我们能够克服意识形态、文化语言，甚至种族、性别、肤色的社群边界在“免疫”意义上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免疫意义上的“排斥”是在生物学层面上进行的。
埃斯佩兰萨提出，“共同体”始终与“免疫力”相关：“共同体”建立免疫边界，使内部公民不受外界伤害。 健康码借助当代数字技术体现了免疫意义上的社区边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政治哲学语境下，健康码恰恰处于生命政治与技术政治的交叉点：当代数字技术高效建立的低成本与高成本共同体（免疫体）的边界。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必要从构成当代政治哲学两大前沿的生命政治学和技术政治学的角度对健康码进行交叉反思。
生命政治学，根据其创始人米歇尔·福柯的分析，是针对作为“社会体”的人口（包括出生率和死亡率、健康状况、预期寿命、社会财富的人口分配等）：通过各种“技术” of security”以人口统计学为基础，生命权力旨在减少人口面临的各种外部和内部危机或风险，并利用总体均衡（overall equilibrium）来确保整个人口的安全。 这就是福柯所描述的现代性的“治理”：政治权力不再是威胁性的“kill you”权力（带走生命），而是保护性的“make you live”权力（支持生命）。
福柯之后，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阿甘本进一步推进共同体的“原始结构”，聚焦司法秩序+泛滥的“主权禁令”。 政治哲学的“生命政治转向”。
而埃斯波西托则揭示了共同体与免疫体的双重配置，将生命政治的目标定义为对“内部”（司法秩序）与“外部”（最高禁令）边界的保护性维护。社区：“无论等待的危险是威胁个人身体的疾病，对身体政治的暴力入侵，还是对身体电子的变态信息，保持不变的是危险所在的地方——永远在线内部与外部、自我与他人、个人与公共领域之间的边界。
可以说，“生命政治转向”已构成近半个世纪以来政治哲学的一大潮流； 而“生命管理”则是生命政治学的构成核心，因而成为生命政治学的研究领域。 重点。
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具体地生活在“数字化状态”中。 当代科技以指数级速度升级迭代，深度介入人类社会的配置，推动其走向数字化——“数字城市性”、“算法化社会性”、“大数据主义”（big-dataism） ，正在成为社区的三大构成要素。
同时，随着人工智能（AI，Internet of Things）的发展，各种信息通信技术（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尤其是数字网络技术（DNT，digital network technology）成为核心关键词在当代媒体公共话语中，“技术政治”一词开始出现在学术界，相关论文和学术会议数量稳步增加。 通过当代各种技术的重构介入，我们可以从城市政治治理的“技艺”及其效果来分析六项根本性的创新。
以上六点是当代技术介入所带来的人类共同体社会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创新。 具体到现在的“健康码”：它实际上是技术政治针对疫情下生命政治的要求做出的“微创新”——健康码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有效强化了社区的免疫力。 基于数字城市性、算法社会性和大数据主义三大要素的“算法治理”（algorithmic governance）系统地升级了人口的“安全技术”，从而大大提高了生命政治所指向的“生命治理”——以往依靠各级政府公务员人工操作的“生活治理”各个环节，正在全面加速迈向数字化、智能化。
在技术政治意义上，健康码充分体现了进入数字化形态后“生活治理”的效能。 在新冠疫情防控初期，地方政府部门和基层组织普遍采取人工操作、人群战术，对流动人口和复工复工企业逐层审批上报。生产。
基层组织陷入海量数据和表格，基层干部疲于应付上级各部门的信息报送任务。 更重要的是，不同层级、地区、部门之间缺乏数据共享和信息不对称，阻碍了健康人员的正常流动，使合规企业复工复产困难重重，给基层工作带来不少困扰。
健康码通过智能设备（主要是智能手机）捕捉行踪，通过大数据平台将个人健康评估数字化，实现低成本+高精度的病毒防控高效治理。 而且，现阶段的健康码虽然是由阿里巴巴开发，不同公司参与开发，但已经实现了平台间、地区间的数据互认。 .
这让健康人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依然流动，从而有效促进各项社会经济活动的恢复。 健康码的具体案例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科技带来的一个“微小创新”，可以深刻改变生活治理格局，有效提升疫情防控成效，在保护生命的基础上保护生命。 企业复工复产、人员跨区域流动实现动态精准管理，实现治理升级。
改造“数字人”：“隐私权”是否对健康码构成挑战？
让我们进一步推进对健康码的政治哲学分析。 以健康码为例的算法治理将不可逆转地产生以下政治和哲学后果：在技术政治和生命政治的双重推动下健康码命运如何，在政治层面造就了社区“成员资格”（membership）的重要性。 变，也就是从“有形人”到“数字人”的关键转变。
直到不久前，生命政治生命治理的对象还是个体和群体意义上的“自然人”。 然而，生活在数字环境中的“数字人”在技术政治“结合”之后，正成为生命政治的治理对象——保护“实体人”的生物安全并支持其生命的“安全技术”（生命政治视角），它正是通过置身于“数字城市”，通过“算法社会性”和“大数据主义”配置形成的“数字人”（技术政治视角），有效实现治理的实质性升级。
然而，生命治理的技术升级也意味着，一个人只有成为“数字人”，才能不断获得生命的保障和支持； 而在更基础的层面上，只有成为“数字人”，他/她才有资格获得社区的“准入”资格。 如前所述，作为技术对象的健康码明确体现了社区的边界：只有经过数字认证（“绿码”），才能进入人际交往的社区。
从形态上看，“数字人”其实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 古希腊语有两个不同的词可以用来对应今天英语中的“life”——“zoē”和“bios”。 前者接近汉语中“生”的意思健康码命运如何，指所有生物（植物、动物、人、神）共有的一个简单事实，即“生”，有一个纯粹的“命” “（纯粹的生活）。 后者接近汉语中“生活”的含义，指在与他人形成的共同体中展开的合格生活。
在自然生命和社区生命两个不同层面上，“数字人”可以指“数字化的zoē”和“数字化的bios”：“数字生命”是人类生物的基本层面“数字生命”是数字化社区社会政治层面的人。
就“数字生活”意义上的“数字人”而言，Yuval N. Harari在《未来简史》的最后一章中做了详细描述——在技术发展趋势方面，生物学是拥抱数据主义，其前景是人类通过“上传”自己成为数据流形式的生命。 然而，目前，这种生物层面的“数字人”，还完全处于人类文明的视野之外。
但另一方面，“数字生活”意义上的“数字人”早已拉开序幕——眼下，指纹识别、人脸识别、健康数据采集（各种可穿戴智能设备）、器官数据采集（各种医疗检查设备）等，成为“物理人”开展“数字生活”的一套生物接口。 尽管“健康码”作为防治新冠疫情的有效生活管理措施问世，但毫无疑问，它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人向（“数字生活”意义上的）“数字化”转变。 life” 数字人类的技术政治过程。 没有健康码，一个人就不再属于社区（“数字城市”）：在非常具体的意义上，他/她将变得寸步难行。
目前关于健康码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它是否会成为一项长期措施。
2020年6月，《财经》杂志发表题为《健康码能否升级为“万能码”：疫情过后，健康码信息是销毁还是保留？ 他表示，“经过这次疫情，健康码在大数据治理方面确实迈出了一大步，对于智慧城市和电子政务治理无疑具有探索性的现实意义。如果把健康码已有的成果抛之脑后，实在是太可惜了。”代码。” 随后，文章转而引用多位政法学者的意见，建议疫情过后必须取消健康码（而不是“升级”），健康码上写的所有信息和数据都必须是真实的。彻底摧毁。
学者反对健康码的核心原因是健康码会侵蚀隐私。 对于杭州市卫健委升级健康码的方案，学术界也从不同方面提出了一些看法。 许可的意思：
“紧急状态的特点是暂时的、可逆的，一旦疫情缓和或结束，就应该做出相应的动态调整。正常情况下，只有公共防疫部门有权获取和保存这些数据，后续公民有权删除应该得到尊重而不是常态化作为一种长期解决方案。”
出于对健康码所含数据的担忧，丁晓东提出：
“健康码信息的收集是有目的的限制，不宜作为统一的个人信息收集平台使用，或者从保护个人隐私和维护公信力的角度进一步利用。如果不彻底删除，一旦发生数据泄露或滥用会导致信任度下降，如果未来基于公共利益需要收集公众个人信息，阻力可能会增加。”
上述学者基于“隐私保护”所做出的分析和探讨，当然各有见解。 但是，我想在这里提出的是：他们没有看到技术政治和生命政治结合的趋势，没有看到“结合”的当代从“物理人”到“数字人”的快速推进。他们俩。 转动。 在政治哲学层面上，作为权利的隐私权（right to privacy）和作为权利的生命权（right to life）都是现代性所创造和积极承认的政治价值，但就其在建构中的重要性而言现代性的政治哲学 就符号话语地位而言，前者远不如后者。
更确切地说，“生命权”是根本，“隐私权”是派生——“隐私保护”话语与“生命保护”话语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层面的话语。 为什么？ 我们需要回到现代性的开端。 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托马斯·霍布斯这样论证了国家的必要性：对死亡的恐惧是人最大的激情，对生存的渴望是人最大的欲望。 在每个人都威胁到另一个生命的“自然状态”中，在这种“每个人都与其他人交战”的状态下，“人的生命是孤独、贫穷、卑鄙、残酷和短暂的”。
因此，最理性的做法是每个人通过签订契约，部分让渡自己的“天赋权利”，建立一个主权国家（“利维坦”）来保障自身的安全。 对于火石来说，当生命受到无法生存的威胁时，人们总是愿意牺牲自主运动来维持生命运动。 自霍布斯以来，“保护与服从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政治现代性的构成内核。
我们看到，保护生命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底层逻辑； 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是基于保护每个人的生命安全（而不是隐私安全）。 然而，当代从“物理人”到“数字人”（在“数字生活”意义上）的转变并不是要抛弃“物理身体”（即哈拉里描述的数据流的“数字生活”） ，但更要保护好“肉体”——《健康密码》表明，在当代世界，只有成为“数字人”，人的生物生命才能得到有效保护和支持。
对“健康密码”的反思：从“隐私”到“余生”
事实上，《健康法典》的问世本身就有效地标志着“隐私权”相对于“生命权”的次要地位——当生命受到威胁时，“隐私权”等其他现代政治价值让路 为保障生命安全。 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新冠疫情确实产生了独特的政治哲学效应，值得细细分析。
政治传播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议程设置”。 新冠病毒的特点之一是它彻底（重新）设定了政治话语的“议程设置”。 COVID-19大流行把所有的当代人——无论他们处于哪个社会阶层，拥有什么样的知识——直接拉到了同一个平面上，而在这个平面上传播和盛行的是死亡的最低生物学性质。 害怕。 其他各种政治符号结构（例如“隐私权”）在这个层面上没有任何权力。 换句话说，冠状病毒实际上——至少暂时地——创造了一种“（准）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对彼此构成生命威胁（并非每个人都对每个人构成潜在威胁）。 战争，但每个人都可能感染每个人）。
正是基于这种独特的政治哲学效应，新冠病毒在高度全球化的和平时代，成功地唤起了人类最大的激情——对死亡的恐惧，并通过这种方式，深度介入和改写它改变了世界格局，从根本上推动了“逆全球化”进程。 《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L·弗里德曼甚至声称，世界可以分为两个时代：“BC，新冠病毒之前”和“AC，新冠病毒之后”；“新冠之前”我们见证了越来越“平坦的”世界，全球联系日益紧密。 然而，这一高度全球化的世界图景被新冠病毒一举击碎。
2020年3月21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封面，直接在地球上悬挂了一个象征全球化的标志，字母是“封闭的”，表示“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 出于“保护生命”的现代政治合法性要求，当代世界主权国家纷纷封锁边界、减少往来、部分断绝联系。
我们看到，在生态变异和物种（包括病毒）急剧变化导致的生物风险全面上升的“后新冠世界”（post-corona world），生命政治在各种政治哲学话语中得到了明确的强调，这有力地表明了“生命治理”（保护和支持生命）作为一切政治实践合法性基础的根本地位。 纵观过去十年，唯一能对生命政治产生类似影响的政治哲学话语是技术政治。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生命政治学和技术政治学正呈现出相互结合的趋势。 自霍布斯以来，现代政治的治理一直致力于发展“安全技术”以保护和支持生命； 而当代技术政治系统地升级了生命政治的“安全技术”。 就“隐私权”的现代政治话语而言，实际上无力抵挡生命政治和技术政治的推进。
我们可以观察到：近年来“平台资本主义”的“俘虏经济”成熟后，私人隐私变得防不胜防。 正如当代“加速主义政治”学派代表尼克·斯尔尼切克分析的那样，“与生产不同，在平台上，竞争不是通过成本和价格的差异来计算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成为判断竞争优势的标准，评价。”
2017年6月阿里巴巴与顺丰的“数据接口”之争，清楚地表明，用户产生的数据才是平台真正关心的价值。 正在被人工智能取代并迅速失去自身价值的“物理人”被平台资本主义转化为有价值的“数字人”（数据采集的对象）——在此过程中，“隐私保护”的立场下在技术与资本“结合”的扼杀下，战争陷入了系统性的失败。 但面对更硬核、更基础的“生命保障”（尤其是面对当代生命政治与科技政治的“结合”），“隐私权”的话语又何来反抗之力？
事实上，人只要进入“数字情境”，就无法保有“隐私”。 真正的问题是，对于那些未能进入或不愿进入“数字状态”的“实体人”，即未能成为或拒绝成为“数字人”的“实体人”，健康码将何去何从？ “？ 事实上，在当代世界，保住“隐私”的唯一办法不是呼吁资本和国家不要收集数据，比如废除“健康码”，销毁他们的数据，而是不要成为“一个”数字人”，把自己置身于“数字城市”之外。 与上述学者一再鼓吹的“隐私权”相比，裸露的“自然人”确实对“健康密码”构成了实质性的挑战。
“健康码”明确标示了现代治理的发展方向，即：生命治理的自动化、智能化。 实现这一目标的技术-政治前提是将社区的核心“实体”从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所描述的“符号域”转变为“数字-符号域”。 在今天的“数字城市”（或“智慧城市”）中，数据的语法化逐渐取代符号的语法化来编织社区的“实体”。
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将使不可读符号变得可读的过程称为“语法化”。 今天，数据语法化的可读性不是针对“会说话的人”（speaking beings）的人，而是针对人工智能算法。 这也意味着，“数字城市”的社区“实体”对人们来说是完全不透明的，或者说，它对人们来说是一个“黑盒子”。 而这个共同体的合法公民是“数字人”：无法被数字化的个体将成为日益总体化的数字符号秩序中的“余生”。
显然，健康码所呈现的二维码对于“会说话的人”来说并没有语法化——二维码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世界来说是完全不透明的。 然而，今天构成“主体间性”领域的传播世界的入口恰恰是“黑匣子”般的不可沟通之物——数字和符号领域，而数字化构成了符号化的底层。 没有被数字化的“余生”，除了赤裸的“肉体”（要在社区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数字化），他们的生命得不到保护和支持。 在政治哲学层面，当社区生活（bios）被“数字生活”所覆盖时，如果一个人没有被数字化，那么就只有生物层面的纯粹生活（zoē/mere life）被保留，被剥夺。 删除了“bios”的裸体生活。
“余生”其实就是数字环境下的赤裸生命。 政治哲学之初，亚里士多德试图说：生活在“城邦”之外的人，要么低于人（兽），要么高于人（神）。 今天，生活在“数字城市”之外的人将成为“亚人”。 它们占据的地方——继续借用拉康的术语——是实虚。
“余生”构成了健康码的真正挑战。 对于现代世界，不使用智能设备的老年人和不想使用智能设备的技术恐惧症仍然不多。 他们虽然没有被病毒生物感染，但由于未能变身为“数字人”。 它没有“健康码”，无法在社区内通行，也无法享受生活相关的帮助。
换句话说，他们的社区“成员资格”被实质性暂停——他们被社区的“免疫”边界阻隔，尽管他们不携带任何传染性病毒。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生命政治确实已经被技术政治进行了实质性的重组； 而“健康码”恰恰是当代技术政治与生命政治“结合”的典型产物。
因此，在一个非常现实的意义上，如果任何东西不能被数字化，它就变成了数字和符号域之外的“余数”； 而没有数字认证的“肉人”（如“健康码”）则成为“人类”的剩余生命。就体验的符号化而言，当代的各种“生命残余”——老人、科技——厌恶者、极端隐私主义者等——完全有能力与其他人形成交流联系，但他们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数字化。’在 Jürgen Habermas 所谓的“交流社区”之外。尽管他们保留了自己的“隐私”，他们不再能够与其他人联系。
如何解决数字化形势下的“余生”？ 这是当代技术政治学和生命政治学必须共同面对的矛盾挑战。 对于当代健康码的倡导者和创新者来说，他们面临的政治哲学问题是：如何应对嵌入健康码核心的残存裂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