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赵萌
编辑 | 翟瑞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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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2021年我国人口总量将增加，城镇化率将继续增加。
据介绍，截至2021年底，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不包括港澳台居民和居住在31个省的外国人，自治区、直辖市）14.126亿元，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出生率7.52‰；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死亡率7.1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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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2021年出生人口1062万，为建国以来最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
值得注意的是，从年龄构成来看，2021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22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62.5%；60岁及以上人口267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0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2%。这是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首次超过14%。有人口学家预测，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将超过14%中国老年人口中空巢老人占比过半，这将成为人口形势变化中的标志性事件。
人口学界普遍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时，就意味着该国家或地区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两种不同的老龄化年龄的划分主要是根据不同国家对老年人和退休年龄的不同定义。由于全球老龄化的到来和退休年龄的延迟，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也成为重要的参考。，国家统计局和历次人口普查也公布了65岁及以上人口的数量和比例。
有学者认为，当65岁及人口比例超过14%时，意味着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一些官方资料也引用了这个定义。比如，2019年12月底，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邓伟到四川省人民政府进行网络采访。他在网上与网友交流全省养老服务发展情况时指出，四川目前65岁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总数的14.17%。%，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然而，2021年5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令辉指出，社会存在一些误区，很多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事实上，国际上普遍的认识是，如果一个国家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0%，则该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如果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在10-20%之间，属于轻度老龄化阶段；20-30%的比例为中度老化阶段；超过30%是严重老化阶段。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8.7%，表明我国仍处于轻度老龄化阶段。
华侨大学兼职教授、高级统计学家姚梅雄向界面新闻介绍，无论采用哪种定义标准中国老年人口中空巢老人占比过半，都表明中国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基石。8800万人，占比7%，表明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然后逐渐加速，21年后突破14%。这将对中国经济运行、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姚梅雄介绍，2021年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为建国以来最低水平。全年人口将增加48万，预计2022年将进入负增长。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2.1的更替水平已有30年。2020年降至1.3，远低于2.3的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发达国家1.6的水平，表明中国已陷入低生育陷阱。中国育龄妇女总人数持续减少，尤其是20-34岁的育龄妇女，到2025年将比2015年减少26%。预计中国总人口不到700人2100 年百万。未来，中国 我国人口将处于人口总量不足、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呈现老年人多、青年少的倒金字塔形，将严重削弱中国未来的实力、活力和竞争力。权力和影响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每年2月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至2019年，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0.8%、11.4%、11.9%和分别为 12.6%。由于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启动，相关人口数据未在年度统计公报中单独列出。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0时，中国大陆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值得注意的是，在12个省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4%。
姚美雄指出，在亚洲，韩国也是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00年，韩国和中国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18年，韩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中有14%以上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不过他提醒，韩国和中国的区别在于，韩国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而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1万美元。因此，“未富先老”的人口发展趋势需要公共政策及时应对。
老龄化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养老压力进一步凸显。姚梅雄指出，2021年后，随着1960年代和1970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陆续步入老年，社会养老压力将浮出水面。经济基础薄弱，人口结构失衡，无法供养老年人口。养老压力与日俱增，养老金融供给压力将相当大，家庭和社会都面临着养老风险的冲击。未来，独居老人和空巢老人的数量将进一步增加，这将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当前形势下，他建议大力构建家庭养育与国家养育相结合的新型人口再生产机制体系。生儿育女，既是家事，也是国事。新人群是未来的创新企业家、消费者、纳税人和养老金提供者。国家要愿意投入、用真金白银，切实减轻养家糊口的负担，加强鼓励生育的公共服务，让人们愿意生孩子、买得起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