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办公的鼻祖、首家独角兽WeWork将于7月1日在上海开设首家办公室。在今年3月最新一轮4.5亿美元融资后，WeWork估值突破160亿美元，几乎是中国所有联合办公初创企业估值的总和。
事实上，在“万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的推动下，我国现有各类众创空间2300多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2500多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11个，国家创新中心146个。 . 在高新区，“到处都是孵化器，创业者不够多”。 包括优客工场、方塘小镇在内的企业都曾将Wework作为交易对手。
然而，在国内众多争先恐后的模仿者中，却没有一家同类公司能够与Wework匹敌，受到资本市场的追捧。 就连最火的优客工场，在诞生之初就宣称“WeWork现在有18000多个工作站，这在中国太容易做到了，我们一年就能做到”，新估值也只有45亿元。 但只是 Wework 的一小部分。
那么，Wework独特的基因是什么？ 国内模仿者和它的差距在哪里？ Wework能否在中国延续其在美国的胜利？ 还是会遭遇其他跨国科技公司同样的困境？
“中国版Wework”为何成为孵化器？
虽然国内的联合办公创业者都号称是“中国的Wework”，但在目标人群、运营策略、商业模式等方面与Wework有很大不同，唯一的相似点可能就在于“全零售”。 Wework之所以能够按照Facebook、Snapchat等科技公司的估值方式进行估值，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微型办公空间）和一个新的概念（Space as a servce），使其可以加入跻身Uber、Airbnb等共享经济巨头行列，享受新潮创业公司明星待遇。
然而，国内的联合办公创业者不约而同地将自己打造成了“众创空间”。 与孵化器、加速器、创业园争夺优质创业企业的入驻，争取地方政府和园区的土地和优惠，陷入“到处都是孵化器科技寺创业空间 租金，还有地方有孵化器”的竞争红海没有足够的企业家”。
为什么“中国版Wework”都走样了？ 首先，这是由中美两国的市场需求决定的。 2010年Wework成立时，美国“一人公司”的数量已经超过2000万，而经济危机和高失业率让这一数字每年以14%的速度增长。 2014年Wework获得3.55亿美元融资时，美国自由职业者和独立工作者总数达到4200万，他们是联合办公空间的典型客户。 Wework让他们即使在旅途中也能按需使用办公空间、办公设施和办公环境。
正如优步通过让全球的空车车队随时随地满足乘车需求，彻底改变了出行方式。 WeWork将必须固定在一个地方的办公室，变成了可以在全国几十个城市取用的工作空间，从而掀起了办公模式的革命。
然而，虽然优步的革命之火已经在中国出行领域点燃了燎原之火，但工作模式的革命远没有那么迫在眉睫。 与自由职业者已占劳动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美国相比，中国的自由职业者群体才刚刚形成。
据linkedIn发布的《2015年中国自由职业者现状报告》显示，中国自由职业者绝大部分分散在中小城市，前五名的聚集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成都仅占26%。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户籍制度、混乱的租房市场、依赖人脉的工作机会（自由职业者在linkedIn上的人脉数是所有平台用户平均人脉数的近2.5倍），让他们很难像美国人一样在全国各地自由行动，并在旅行时移动办公室。 他们并不迫切需要像 Wework 这样的去中心化办公网络。
（Wework 的租金远高于其相邻的办公空间）
近年来自由职业者和“一人公司”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得益于互联网经济的泡沫溢出。 但他们比农民工更倾向于创业，对办公成本更敏感。 会为免费啤酒、公共空间支付两倍或三倍的溢价（根据 CompStak 的一份报告，Wework 的租金一般是其相邻办公空间租金的两到三倍）。 而更多成功的创业者（比如淘宝店主）可以很方便的从自己的住宅楼转移到各个产业园（电商产业园）和孵化器。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版Wework”转型为孵化器。
Wework如何入乡随俗？
而一旦他们变成了这个身份，他们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创业公司的争夺战中，并没有从办公空间切入的优势。 优客工场4月发布的《中国众创空间产业发展蓝皮书》称，部分地区将创客空间数量作为硬指标，或通过优惠政策强行推出一些成长型、低功能众包平台。政策。 创造空间。 例如，某省提出到2020年培育1000个以上众创空间等新型创业服务平台。
然而，在“彰显创客空间成果”的背景下，办公场所的租金却屡屡下调甚至免租。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在互联网行业，场地的成本并不是最高的，人的成本更高。” 通过Wework这样的“软环境”收取租金溢价，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这让国内不少创客空间面临入驻率不尽如人意的境地。
光华路SOHO2 3Q的入住率只有三分之一左右，潘石屹不得不使出“众包中介”招租的招数。 然而，高达15%的佣金率可能适得其反。 今年3月，有媒体调查显示，优客工场阳光100项目入驻率低于50%。 当然，一旦与厦门软件园这样的产业园合作，优客工场的预租率可以上升到55%，与上海临港经济区的合作项目预租率更是达到了80%以上。
于是，国内众创空间的商业模式变成了“完善投融资体系，打造全要素孵化平台”，从而在狭路相逢各种孵化器。 然而，潘石屹、毛大庆等地产大亨自下而上进入孵化器行业，比腾讯、今日头条等互联网公司和创新工场等投资机构走了很多弯路。 在服务生态方面，也有很多短板需要弥补。 而优客工场背后的红杉、真格、高榕、创新工场等风投机构，可能只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延伸到全国各地的探测头，是创业服务的一部分。
目标群体和定位的不同，也决定了国内创客空间与Wework在选址上的明显差异。 优客工场等大多选择远离市中心的产业园区和写字楼。 比如在北京，一半的项目都在五环外。 Wework的选址基本都是市中心CBD的高档写字楼。 上海的第一站是位于浦西核心商圈的静安WE创意园。 不过，Wework仍在入乡随俗。 就在正式开业前10天，WeWork与科极思创业空间达成合作，将亚洲总部（上海市威海路696弄）开放的工作站全部交由科极思运营。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钛媒体记者：“在中国的开放空间，基本不可能卖工作站，因为中国人对隐私的要求更高，可以在开放空间交流，但不习惯开放的工作氛围。” 也许是这样的。 这就是 Wework 放弃自己的开放式工作站的原因。
据刚刚参观过Wework上海办公室的从业者介绍，运营负责人表示，他们的租户不是小型创业公司，而是在中国的美国商人。 开放式工作站由孵化器管理，而专用办公室则针对其现有目标群体。 这或许是Wework目前在中国的运营策略。
被Wework视为新增长引擎的welive模式在中国已不再新鲜。 各类白领公寓成为混租市场的一股清流。 而Wework+Welive的模式在国内早已有探索，如小米的You+公寓、V-Territory的“泛创客社区”等。 事实上，由于创业利好政策的推动，在“创客社区”的概念下更容易获得优质项目，也更容易与政府的布局一拍即合。
据号称打造“全方位社区”的唯置地创始人周俊强介绍科技寺创业空间 租金，由于同类项目的涌入，今年的拿地成本比去年翻了一番。 而且，创客社区涉及到各类生活服务商的整合，以及与各类孵化器的对接，这不是Wework这样的“洋和尚”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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